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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夺命谣言（第1页）

1986年8月24日，上海卢湾区斜土路的凌晨带着夏末特有的湿凉。

凌晨4点半，天刚蒙出一层灰白，弄堂里的露水还凝在青石板缝里，垃圾桶旁的煤炉刚冒出第一缕淡蓝的烟，就被一声惨烈的尖叫劈得粉碎。

“杀人啦！”

那声音像被掐住喉咙的猫，尖得能刺破晨雾，裹着绝望的颤音在弄堂里窜。

最先冲出门的是张阿婆，她一手攥着煤炉的火钳，一手揉着惺忪的眼，刚拐过自家门柱就僵在原地——徐家那扇朱红色的木门敞着，门槛上淌着黑红的血，顺着青石板流到墙角，在露水地里晕开一小片暗沉的痕迹。

徐树祥和她母亲倒在血泊里，徐树祥的清洁帽掉在一旁，帽檐上还沾着几片没扫完的梧桐叶；她母亲手里攥着半根没织完的毛线，线团滚到斧头边，被血浸成了深褐色。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站在旁边，手里的斧头还滴着血，斧刃上的寒光映着他扭曲的脸——正是徐树祥的前夫，郭巧娣。

“别让他跑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里突然冲出三个大汉：弄堂口修车的王师傅、隔壁纱厂的李师傅，还有卖菜的张师傅。

王师傅一把拽住郭巧娣的胳膊，李师傅从后面抱住他的腰，张师傅趁机夺下斧头，“哐当”

一声扔在地上。

郭巧娣挣扎了两下，突然瘫软下来，嘴角开始冒白沫，眼睛往上翻。

这时有人指着墙角：“那是什么？”

众人看过去，只见一瓶打翻的敌敌畏躺在那里，农药味混着血腥味，呛得人直咳嗽。

“他是来同归于尽的！”

张阿婆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颤，“造孽啊，好好的一家人……”

死者徐树祥，生于1957年的上海。

她是徐家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

母亲生她时已经42岁，算是高龄产妇，奶水本就不足，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紧张，徐树祥从小就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细得能看见骨头。

三岁那年，徐树祥发了一场高烧，烧得人事不省。

父亲徐根生是纱厂的挡车工，连夜推着自行车，把她抱到瑞金医院。

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脑子就烧坏了。

虽然后来烧退了，但徐树祥的发育明显比别的孩子慢——五岁才会完整说话，七岁上小学时，个头比同班同学矮半个头，跑两步就喘得厉害。

上学后的徐树祥，成了班里最“扎眼”

的学生。

因为个子矮，老师把她安排在第一排，可即便盯着黑板，她也常常跟不上讲课节奏。

语文课文读三遍还记不住，数学题更是算得一塌糊涂，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

同学给她起绰号“小矮子”

“笨丫头”

，体育课上没人愿意跟她一组，跳绳时她总被绳子绊倒，引得一片哄笑。

徐树祥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坐在煤油灯旁，陪着她写作业。

遇到不会的题，母亲就用火柴棍摆算式，一遍遍地教；语文课文，母亲就逐字逐句地念，让她跟着读。

可徐树祥的脑子像生了锈，再怎么教，成绩还是上不去。

“妈，我不想上学了。”

初中毕业那年，徐树祥把成绩单摔在桌上，眼泪砸在“不及格”

的红叉上，“我不是读书的料，不如去干活。”

父母劝了她好几次，说“女孩子有文化才好嫁人”

，哥哥姐姐也帮着劝，可徐树祥铁了心，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