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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通化血案（第1页）

通化血案——老实屠夫的六天杀戮

1.寂静村落里的“能人”

2006年9月23日，通化县二密镇的夜晚比往常更显寂静。

秋虫的鸣叫稀稀拉拉，只有偶尔驶过的货车灯光，在漆黑的乡道上划开一道短暂的亮痕，又迅速被夜色吞噬。

而几十公里外的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此时正沉浸在清晨的微光里——凌晨五点多，田埂上的露水还没干，沾在村民的裤脚的上，凉丝丝的；村口王大爷家的公鸡已经叫了第三遍，声音穿透薄雾，落在家家户户的院墙上；小卖店的刘老板正费力地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把装着香烟、酱油的货柜搬到门口，准备迎接早起的顾客。

这是东北农村最普通的一个星期六，村民们有的扛着锄头往地里去，有的蹲在自家院门口喂猪，有的则围着小卖店的收音机，听着早间新闻里关于秋收的报道。

改革开放多年，政策的春风早已吹进这个小村落，村民们不再只靠种地谋生，有人搞起了养殖，有人跑起了运输，村东头的时越军家，就是靠屠宰生猪发家的“富裕户”

。

时越军家的大院在村里格外显眼：三间砖瓦房刷着米黄色的外墙，屋檐下挂着几串晒干的红辣椒和玉米；院子右侧是猪圈和屠宰作坊，猪圈里的几头生猪哼哧哼哧地拱着食槽，作坊门口堆着几个装着食盐的大缸，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血腥味和盐味；左侧的车库装着铁门，推开时会发出“哐当”

一声响，里面停着一辆福田牌白色半截子货车——车斗里铺着防滑的橡胶垫，方向盘上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车钥匙就挂在车库墙上的钉子上，旁边还贴着一张田震的海报。

35岁的时越军，在村民眼里是个“不爱说话但能干”

的人。

他身材中等，皮肤黝黑，手上布满了杀猪时留下的老茧和细小疤痕，平时总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服，很少与人闲聊。

每天天不亮，他就会开着货车去周边村子收生猪，回来后便一头扎进屠宰作坊，操起那把磨得锃亮的屠刀，哼着田震的《铿锵玫瑰》，熟练地杀猪、褪毛、开膛。

滚烫的热水倒进大铁桶里，冒着白色的蒸汽，将他的身影映在作坊的墙壁上，显得有些模糊。

“时越军疼孩子，”

邻居李婶常跟人说，“每天下午收工，准能看见他骑着摩托车，后座带着女儿去镇上买零食，儿子要是哭了，他能抱着哄半天。”

时越军的媳妇是个贤惠的女人，每天在家洗衣做饭，打理家务，夫妻俩很少吵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老实本分”

的丈夫、父亲、农民，会在接下来的六天里，变成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

2.仇恨的种子：屠宰点的矛盾

时越军的烦躁，其实从四个月前就开始了。

2006年5月初，通化县二密镇的个体屠宰户李振军承包了镇上的屠宰点，成了屠宰点的管理员。

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周边村屯的肉贩子必须到这个屠宰点屠宰生猪，经过检疫后才能拿到市场上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时越军每次杀猪，都要多交63块钱的屠宰费和检疫费。

63块钱，在当时不算一笔小数目。

时越军每次算账，都会皱着眉头：一头猪的利润本来就不多，除去成本，再交63块，赚的钱就更少了。

但真正让他不满的，不是这笔费用，而是李振军这个人。

“李振军仗着自己是管理员，总是刁难人。”

时越军曾跟媳妇抱怨过，“上次我去屠宰，他说我猪的检疫证明有问题，非要多收20块，还说‘不服你就别来’。”

李振军的态度总是带着一股傲慢，每次时越军去屠宰点，都能看到他叼着烟，眯着眼睛坐在办公桌后，说话时语气生硬，像是在命令下属。

有一次，时越军看到李振军把一个村民的猪肉扣了下来，理由是“检疫不合格”

，可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村民没给李振军“好处”

。

从那以后，时越军对李振军就多了一份警惕，也多了一份怨恨。

为了省下63块钱，时越军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他每次去屠宰点，都会先在家里杀一头猪，把猪肉藏在货车的夹层里，再拉一头生猪去屠宰点——这样一来，就能省下一头猪的费用。

起初几次，他都蒙混过关了，心里还暗自得意。

可没想到，2006年7月的一天，他再次用这个办法时，被李振军抓了个正着。

那天，时越军刚把藏着猪肉的货车开到屠宰点，李振军就带着两个人走了过来，直接拉开了货车的夹层。

“你胆子不小啊，敢在这里耍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