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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荒唐姻缘酿血案（第1页）

东北的山沟里，日头总比平原落得早。

1976年7月的一个傍晚，新宾县刘家屯的土坯房里，接生婆裹着满手血污掀开棉布，朝着炕边蹲坐的汉子喊：老刘，又得一个带把的！

刘老汉手心里的旱烟杆掉在地上，烟灰烫穿了补丁摞补丁的裤脚也没察觉。

他盯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婴儿，喉结滚了半天才憋出句：叫...叫永强吧，跟他哥刚子凑一对，盼着俩小子将来都能硬朗。

炕梢的女人虚弱地笑了，额前的碎发黏在汗津津的脸上。

窗外，两岁的刘永刚正举着根玉米秸子追大黄狗，嗓门亮得能惊飞满树麻雀——这孩子打小就带着股野劲，爬树掏鸟窝敢跟护崽的母狼对峙，村里半大的孩子都服他，远远看见就喊。

可刘永强却像是投错了胎。

长到五岁还怯生生躲在娘身后，见了生人就往炕洞里钻；七岁上学被同学抢了书包，只会蹲在墙根抹眼泪，是刘永刚攥着拳头把人堵在放学路上，打得那小子鼻青脸肿才把书包抢回来。

我弟的东西，你也敢碰？十二岁的少年叉着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座山似的护在弟弟身前。

八十年代的东北农村，日子过得像块冻硬的苞米饼子。

刘家顿顿是玉米碴子就咸菜，过年才能闻着点肉星。

刘永强总记得，哥哥放学回来总往他兜里塞颗水果糖，自己却舔着干裂的嘴唇说哥不爱吃甜的；冬天冷得钻骨头，刘永刚把唯一的棉裤让给他穿，自己裹着单裤跑出去拾柴，回来时冻得膝盖通红，却笑着说哥火力壮。

1992年夏天，中考成绩下来那天，刘永刚把通知书揉成一团扔进灶膛。

娘，我不念了，出去挣钱供永强读书。

他揣着娘烙的十张玉米饼子，背着补丁包踏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

车轱辘碾过土路扬起的烟尘里，十六岁的少年回头望了一眼，刘永强看见他眼里的光，像夏夜最亮的星。

那几年，刘永刚的足迹踏遍了县城的角角落落。

在工地扛钢筋，汗水浸透的背心能拧出半盆水；跟着泥水匠抹墙，石灰烧得胳膊脱了层皮；后来在镇口租了间不足十平米的棚子开餐馆，起早贪黑揉面炒菜，油星溅在胳膊上烫出密密麻麻的燎泡。

挣来的钱，他一分掰成两半花，自己啃咸菜就馒头，省下的全寄回家里。

1995年8月，刘永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正在餐馆后厨刷碗的刘永刚突然蹲在地上哭了。

满手的洗洁精泡沫混着眼泪往下掉，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吓坏了来送菜的小贩。

我弟...我弟考上大学了...他哽咽着说，像是完成了什么天大的使命。

1998年刘永强毕业，又是刘永刚托遍关系、塞了半年净利润的红包，才把他送进县粮食局下属的种子公司。

报到那天，刘永刚特意扯了块新布做了身中山装，看着弟弟穿上挺括的制服，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咱老刘家，也出个吃公家饭的了。

刘永强攥着烫金的工作证，看着哥哥手上磨出的厚茧，鼻子酸得说不出话。

1999年开春，刘永刚用攒了七年的积蓄，承包了村里快倒闭的砖厂。

他是真能拼，在砖窑边搭了个棚子住下，白天盯着火候算成本，晚上就着煤油灯看《市场营销》，不到两年就把半死不活的砖厂盘活了。

2000年冬天，第一批印着永刚建材的红砖装上卡车往县城运时，他站在漫天风雪里，对着车队深深鞠了一躬。

发家后的刘永刚，没忘了家里。

2001年清明，他揣着存折回村，第一件事就是请施工队盖房子。

搅拌机开进屯子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地基打了半米深，钢筋比碗口还粗，红砖墙砌到两米高时，刘老汉摸着砖缝直抹眼泪：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这栋带阳台的二层小楼，红漆大门配着铜环，在一片土坯房里亮得扎眼。

搬家那天，刘永刚给爹娘买了台29寸的彩电，又给早已出嫁的姐姐在镇上盘了个门面。

姐，你跟姐夫开个杂货铺，别再去地里刨食了。

他还花一万二托人把外甥的户口改成了非农，在当年，这简直是鲤鱼跃龙门的大事。

村里人都说刘家祖坟冒青烟了。

有人看见刘永刚开着桑塔纳回村，车斗里装着给叔伯们的烟酒；有人说他给村里修了条水泥路，连县领导都来剪彩。

刘老汉在炕头跟人唠嗑，总把我家刚子挂在嘴边，说这话时，满脸的褶子都透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