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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这种科幻小说式的情节对于人的定义是有启发意义的。

近来，计算机科学家们基于人工智能设计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而提出人受到了如下的考验：举止象人者即是人。

因为人类行为的进化途径并非全部都同样可以通行，所以人类行为可以加以比较准确的定义。

进化并没有使文化成为万能。

在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存在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社会行为可被赋予任何一种形式。

极端环境决定论者从人类是其自身文化的产物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文化造就了人”

。

这个公式还可以是“创造文化即创造人”

。

他们的理论只对了一半，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于其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和影响社会行为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相巨作用造成的。

虽然世界上数以百计的文化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似乎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只构成了地球上社会性物种已实现的组织形式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比起借助社会生物学理论所能想象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来说，那就更少了。

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人类社会行为是否由遗传决定，而在于遗传决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遗传作用的大量证据比大多数人、甚至比遗传学家所能想象的还要详尽，还要有说服力，我还可以进一步说：遗传起着决定性作用。

说到这里，有必要给那些由遗传所决定的特征下个确切的定义。

这种特征不同于别的特征，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独特基因的结果，重要的是，对遗传影响的客观估计需要把同一特征的不同情况相比较。

比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条件限制，说蓝眼睛是遗传所致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蓝眼睛是基因和很大程度上最终使眼球虹膜着色的生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蓝眼睛和棕色眼睛之间的区别完全地或部分地是源于基因的差别，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可加以检验并可以用遗传学规律加以解释的。

然后就应该考虑更多的信息了，例如：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以及更远的亲戚，他们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再把这些资料与孟德尔遗传学中最简单的遗传模式相比较，这一遗传模式基于对细胞增殖和性繁殖的了解，认定只有两个基因在起作用，如果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与此吻合，就可用这一双基因遗传模式来解释其差异，如果不吻合，就需要采用更为复杂的模式。

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越多，所采用的相互作用模式就越复杂，直到所采用的模式跟对象的基因数达到比较合理的吻合。

在上面的例子中，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变化使这些例子不如教科书上的例子那么完美，但蓝色和棕色眼睛之间的主要差别实际上是以两个基因为基础的，对一些最复杂的特征，可能有数以百计的基因在起作用，即使采用先进的数学方法，一般也只能对其影响程度作出粗略的测量。

但是，如果分析得当，遗传影响的存在和大体程度还是可以确定的。

人类社会行为基本上也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方法加以估计。

首先，把人的社会行为和其他物种的行为相比较，然后，通过研究人种之间和人种内部的差异加以估计，但这种方法要困难得多，而且解释也是多种多样的。

当我们把经过选择的主要种类的动物和人类作比较时，遗传决定论的状况表现得最为尖锐，解剖和生物化学分析揭示出、人类最亲近的进化近亲——亚洲、非洲的大猿和猴子具有某些普遍的人类特征。

如：

象大部分鸟类和中南美洲的狨那样，人类的亲密的社会组合中包括10至100个成年者，而不是仅仅只有两个，也不象许多属种的鱼或昆虫那样，数以千计地形成社会组合。

雄性大于雌性，这在旧大陆的猴、猿和其他许多种哺乳动物中是很重要的特征。

如果把许多种动物一齐考查，就会发现雌性和成功的雄性相配的平均数和雌雄之间体型的差异甚为相符。

这一规则说明：雄性间对雌性的竞争越剧烈，体型大者的优势就越显著，体型小者的劣势也自然增大。

但男人并不比女人高大许多。

在这方面，人类和黑猩猩相似。

把人类性别的数量差异曲线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较时，显示出与每一成功的男性相配的女性平均数大于1但小于3，这一推测很接近现实。

我们知道，人是稍稍偏向一夫多妻制的物种。

新一代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训练成长起来的。

先是和母亲的亲密接触，而后是和同龄、同性别的其他孩子越来越多的接触。

社会娱乐是一项发展迅猛的活动。

其特点是角色扮演、模仿攻击行为、性实践和探险活动。

这些特点以及别的特点形成了旧大陆猴、大猿和人的属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