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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才的对弈（第2页）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

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儿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

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地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

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

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经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籍籍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

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

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儿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

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

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参考消息

徐阶之恩

所谓官场风波，不看从前也要看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