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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与远村答问录（第2页）

作为评奖宗旨，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将国家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真实地再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曾在评价路遥的作品时，认为路遥就是取得这样成就的重要作家，也因为这一点，我很敬重他。

他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最关注的焦点跟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不是人为地接近，而是自然地关注。

作为一个时代的画卷的长篇小说，反映时代精神，揭示时代精神，揭示作品中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不光是顺利的凯歌，也有人们的奋斗、追求和探索过程中痛苦、艰难，甚至一些人的悲观情绪。

只要将那个时代的本质准确抓住，通过自己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它都会从不同侧面反映时代精神。

这使我想起了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先生的一句话，他在《马背上的水手》中说杰克·伦敦：“他从来都是将自己滚烫的手按在时代的脉搏上。”

我想一个对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的人，他的手不按在时代的脉搏上，他放在哪儿呢？就我而言，生怕自己粗糙的手没有按住时代的脉搏。

大家知道，我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都是关注现实生活变迁的作品，只有《白鹿原》是写历史的，但即使《白鹿原》，也是反映已往五十年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充分再现那个时期的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理秩序变化所造成的人的各种精神历程，或者说是力争表现我们民族在那五十年的历史进程，我是企图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

所以，我认为时代精神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历史题材的《白鹿原》同样是要达到反映时代精神的目的。

我的这种艺术观念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复归，使我提高了认识，尤其是参照过去历史发展，更坚定了我对社会本质的看法。

如果说《白鹿原》有值得大家称道之处，我想无非是我做到了历史生活的真实。

远村：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之后，被读者和评论界称为史诗性作品，您认为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品质主要特征是什么？

陈忠实：《白鹿原》出版后，一些读者和评论家有这种说法，但一部作品是不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应该由历史来检验。

从史诗性来讲，首先一部作品要真实准确地反映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脉搏和精神，历史的价值就是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就是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准。

所以，史诗性作品不仅是个篇幅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深度和广度。

比如，《羊脂球》，不过几万字的小说，你可以说是中篇，也可以说是短篇，但它堪称史诗性作品；又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的真实心理，我认为它就是史诗。

一般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以为史诗性作品就应该是篇幅很长的大部头作品，实际上小篇幅的作品也可以成为史诗性作品，关键是质量和品位。

远村：有人说长篇小说是“一、文学中的交响乐；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三、一个时代纪念碑式的文章；四、一个民族的秘史”

。

您怎么看？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你的文学理想和长篇创作追求？

陈忠实：我以为这四种观点都能成立。

我们读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和欧美苏俄的经典长篇都能找到这四种说法的标本，也就是说长篇小说不是一种规定的范畴，关键在于作家本人要将自己的长篇小说写成交响乐还是百科全书，或者是秘史，其决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作家所关注的那个时代的内在精神，正是这个精神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体验和感受规定了作品的形式。

我对《白鹿原》的选择，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

所以，我规定了《白鹿原》向秘史的方向发展，这自然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喜欢巴尔扎克对小说的定义。

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

我们这个民族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近五十年的社会革命很能说明这一点，从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合作这个过程看，剥离是缓慢而逐渐的，它不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只要一次彻底的剥离，就可建立一个新秩序，我们的每一次剥离都不彻底，对上层来讲是不断地权力更替，而对人民来说则是心理和精神的剥离过程，所以，民族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多。

在《白鹿原》中，我力图将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路历程充分反映出来。

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

远村：据我所知，您在进行长篇创作之前，对东西方长篇经典进行过大量研读，你认为鉴定一部好的长篇着眼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国家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写作是否进入一个经典写作阶段，它可否与西方当代大家的创作比肩平坐？

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准备阶段，除了其他方面的准备，艺术准备也是相当认真的。

当时，研究我的作品比较多的一个人是西北大学的蒙万夫，他听说我要写长篇，就告诉我要注意结构，他说像你写那么大跨度的长篇小说，结构非常重要，弄不好就成了“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来是一摊子”

，那就是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