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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晶莹的泪珠（第2页）

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

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

我的行装已不能像哥哥那样有一套新被子新褥子和新床单，被简化到只有一条旧被子卷成小卷儿背进城市里的学校。

我的那一溜床板终日裸露着缝隙宽大的木质板面，晚上就把被子铺一半再盖上一半。

我也不能像哥哥那样由父亲把一整袋面粉送交给学生灶，而只能是每周六回家来背一袋杂面馍馍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灶上的管理制度规定一律交麦子面，而我们家总是短缺麦子面而包谷面还算宽裕。

这样的生活我并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好，因为背馍上学的学生远远超过能搭得起灶的学生人数，每到三顿饭时，背馍的学生便在开水灶的一排供水龙头前排起五六列长队，把掰碎的各色馍块装进各自的大号搪瓷缸子里，用开水浸泡后，便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在乒乓球台的周围进餐，佐菜大都是花钱买的竹篓咸菜或家制的腌辣椒，说笑和争论的声浪甚至压倒了那些从灶房领取炒菜和热饭的“贵族阶层”

。

这样的念书生活终于难以为继。

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

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的灌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做檩条，细的能当椽子。

父亲卖树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细的普通法则，一切都是随买家的需要而定。

需要檩条就任其选择粗的，需要椽子就让他们砍伐细的。

所得的票子全都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书籍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

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树根，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轻易舍弃，把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装到两只大竹条笼里挑起来去赶集，卖给集镇上那些饭馆药铺或供销社单位。

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一块五毛钱，得来的块把钱也都经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

直到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掏挖干净，渠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

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

新年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我父亲眉宇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的当天晚上，父亲便说出来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

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

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

在整个一个学期里，我渴盼星期六回家又惧怕星期六回家。

我那年刚交十三岁，从未出过远门，而一旦出门便是五十多里远的陌生城市，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一趟去背馍，且不要说一周里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所造成的对一碗面条的迫切渴望。

然而每个周六在吃罢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后便进入感情危机，我必须说出明天返校时要拿的钱数儿，一元班会费或五毛集体买理发工具的款项。

我知道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一丈长的椽子只有八毛到一块的浮动区。

我往往在提出要钱数目之前就折合出来这回要扛走父亲一根或两根椽子，或者是多少斤树根劈柴。

我必须在周六晚上提前提出钱数，以便父亲可以从容地去借款。

每当这时我就看见父亲顿时阴沉下来的脸色和眼神，同时，夹杂着短促的叹息。

我便低了头或扭开脸不看父亲的脸。

母亲的脸色同样忧愁，我似乎可以看；而父亲的脸色一旦成了那种样子，我就不忍对看或者不敢对看。

父亲生就的是一脸的豪壮气色，高眉骨、大眼睛、通直的高鼻梁和鼻翼两边很有力度的两道弯沟，忧愁蒙结在这样一张脸上似乎就不堪一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一定要念中学呢？村子里不是有许多同龄伙伴没有考取初中仍然高高兴兴地给牛割草给灶里拾柴吗？我为什么要给父亲那张脸上周期性地制造忧愁呢……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得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

他怕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头儿，所以压在心里直到过了初一才说出来。

我说：“休吧。”

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因为同班的五十多名男女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结过婚，既有孩子的爸爸，也有做了妈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