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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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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王曾问王绎:“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王绎双手捧着一个木匣,恭声道:“晏内翰从京西路托人带回来这一木匣,要我亲手呈给大人。,: 。据来人讲,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龙图带属下官员所写,名为《富国安民策》。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详细剖析,以供圣上参酌。”

    “哦,拿来我看。”王曾转过身,从桌上的一个小盒里取出老‘花’眼镜带了起来。

    王绎上前,把木匣放在桌上,轻声道:“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明日再看不迟。”

    王曾口中道:“无妨,我自有分寸。你先回去吧,不必在这里陪我。”

    王绎应诺,躬身行礼,出了书房。

    王绎是王曾弟弟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因为王曾得子较晚,过继了王绎入‘门’,一直是他随‘侍’在身边。王曾初娶处士蔡光济之‘女’,早卒无子。状元及第那一年,殿试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又先王曾而去。再娶前妻之妹之妻,生四男三‘女’。

    这个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后娶小姨子是很常见的事情,除了王曾,还有一个欧阳修也是如此,就是历史上王拱辰戏称的“大姨夫做小姨夫”。

    儿子出了书房,顺手把房‘门’掩上。

    王曾在灯光下打开木匣,取出里面的《富国安民策》来,在灯光下细细观看。

    这不是京西路徐平组织抄写的那几本手抄本之一,而是晏殊‘私’下里自己抄的,字迹极是工整,但并没有真正的手抄本那么详细,有多处脱漏。背着徐平做这件事情,晏殊总是有些心虚,不好明目张胆地全部借来一一抄录,有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写的。

    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么多人参与,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传出来的可以不认,好坏有个主动权。

    王曾自幼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富国安民策》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一是徐平要有实践,实践才能说服别人,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流派众多,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这中间必须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够自圆其说,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

    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富国安民策》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认识徐平之前,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无用,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这也是没办法,讲理财,讲国用,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早期的儒学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不用他的名头用谁?

    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限制个人的**,发展公利,这是手段。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限制被统治者的**,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澜不惊,没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书评其“正大光明”,王旦称其为圣人,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真长者。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然而到了现在,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

    就连这个时候还飞扬跳脱的欧阳修,都知道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变是要变,关键是怎么去变。没头苍蝇一样‘乱’来,胡搞一气,那还不如老实守成,变不如不变。徐平能够带人说明白“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从义利之辨中跳出来,在王曾的眼里,已经有了谈变革的资格。

    把桌子上的灯调亮,王曾继续埋头读桌上的《富国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数条款他都能如数家珍。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变革措施,背后有怎样的考虑,王曾就不清楚了。这样的国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如顽童一般,想出来一件就做一件。

    现在细读《富国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变革举措一一对应,王曾慢慢开始把脉络理清楚。为什么大量的变革都是围绕着棉布来展开?原来是因为棉‘花’可以规模化种植,棉布可以工厂化生产,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粮食是不能够做为商品的。保证百姓的必需物资是政权的当然责任,因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亡国之道。食盐专卖,大家都当成是收税,而不是做为商品赚取利润,不可跟普通的商业买卖同日而语。

    棉布某种意义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纺织品又是人人都离不了的,有巨大的规模,可以赚取海量的利润,这是徐平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背后用棉布产业冲击旧的生产关系的目的,徐平也没有藏着掖着,直言因为布帛是朝廷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有部分的货币功能,因为重要,所以要改。

    所谓财富是满足人的**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资与各种产品,包括文化产品,是可以用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组织程度的提高,分工协作的深化,是可以不断增长的。产品生产出来,只可以在‘交’换和分配中到了需要的它的地方,才能成为有用之物,有用之物才是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形成利润,用这个年代的词语就是利息,利润中的一部再投入到生中,除了维持生产,还可以扩大生产。

    这样一根链条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就组织起来了,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运转。而获取更多的财富,在公利是天下之大义的原则下,就溶合到了本来的意识形态中。

    读完这些,王曾就把徐平在京西路的新政彻底理清楚,拔去了那一层‘蒙’在上面的‘迷’雾。

    匣子里的所有书册读完,王曾抬起头来,只见外面天已经泛白。今日休沐,并不需要上朝,王曾可以暂时放下朝政琐事,仔细想一想这一套《富国安民策》。

    把书重新放入匣子里盖好,王曾轻声道:“汉太祖奄有天下,用黄老之术,天下清静无为数十年,而有文景之治。至武帝奋然而起,威加海内,四夷宾服。是武帝之雄心壮于文景两帝耶?如此说则是愚夫之论了。此一时彼一时,至武帝之时,不得不变了。如今本朝前数十年虽‘欲’清静无为而常不可得,但到了今日,也不得不变了。理财之术,徐平远过于桑弘羊,于道又能自圆其说。有此一策,足以安天下!”

    汉武帝东征西讨,威势之盛,古今罕有可比。用兵需要有钱粮,桑弘羊便就是汉武帝的钱袋子,保证了军用所需。徐平能做到桑弘羊做到的事情吗?今夜之后,王曾认为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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